双重挑战下的都市新闻业：“媒介化风险”与“消逝的地方”

作者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摘

要

- Abstract -

都市新闻业既面临“媒介化风险”的压力，又受到“消逝的地方”这一现代性后果的深重影响。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夹心层位置和相对固化的行动路径，使其在应对这两重挑战时出现较多困难。整体性的新闻业危机话语尚不足以解释都市新闻业的独特问题，而“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也许可以提供对都市新闻业困境的深层理解。都市新闻业可能的创新路径是以复杂关系驱动的创新，即通过制度赋权提升都市新闻业的灵活性和再嵌入地方生活的能力，以此应对双重挑战，更好地激发地方新闻生态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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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 Keyword -

地方新闻业 都市新闻业  风险社会  新闻创新  新闻业危机

新闻研究一向看重“时间”，相比之下，“空间”问题在新闻研究中较为缺失。新闻以“新”为特征，强调对其“时间性”的考察，理所必然。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现代新闻业从诞生之初就是地方的，与所在的城市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然而从新闻研究上看，它们不合比例地少于对全国和全球知名新闻媒体的研究。

近年来国际新闻学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如“新闻荒漠化”等已引起高度警觉，这说明地方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可能正在遭遇重大困境。当下都市新闻业可能面临哪些问题？如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在快速进入数字时代后，都市新闻业为何在转型创新中颇显吃力?基于对中国都市新闻业的观察以及对国际上“地方新闻业”相关研究的梳理，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性阐释。

一

都市新闻业

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

 

都市新闻业并非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界限，它的兴起伴随着发现新闻市场、形成与市民的密切联系、嵌入城市生活的过程。然而，不同语境下的都市新闻业显然都没能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延续它们过去成功过的创新路径。目前国内都市新闻业在三个方面也都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迹象，呈现出被迫“边缘化”的困境。

首先，在地方新闻市场上，处于被挤压的收缩状态。在数字时代的杂糅媒介系统中，过去都市新闻业在地方新闻市场上比较优容的空间已日趋逼仄。近年来不少地方新闻业因而改变了生存策略：缩小在外部市场的风险投入，弱化对由用户构成的新闻市场的开拓，转而在体制内寻求更稳定的政务服务收益。这种“政务服务模式”是用“非市场需求”来解决既有媒体生存问题的方式，但能不能持久获得这些“非市场需求”最终还要看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基础。

其次，与地方新闻使用者的关系上，正在磨损曾经的亲密感。地方新闻业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提供本地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新闻议题，且这一功能很难被代替。有很多地方事务并不具有全国性的新闻价值，难以被全国性媒体关注，但对当地人却是重要的。反观如今的都市新闻业，常规的地方新闻报道经常反响寥寥，稍有差池还容易酿成舆情事件。

 

第三，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守望能力下滑。地方新闻使用者是否认可信赖地方媒体，与地方新闻媒体关注当地社会、嵌入本地生活的程度息息相关。从中国都市新闻业的实践看，以2002年江苏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诞生为标志的“电视民生新闻”已经开始具备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都市新闻类型的创新潜力。到2006年，拥有28家成员台的全国省级台民生新闻协作体成立。可惜在短暂的黄金期后，民生新闻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二

“媒介化风险”：

放大都市新闻业的压力

现代社会“以二元符码化的形式认知高度特别的形式，将风险行为拔高、规范化、语境化”。媒介成为理解现代风险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媒介、媒体是进行风险传播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媒体的风险建构本身可能成为“风险的夸大者和制造者”或者“风险的有意回避者”。但是，媒介如何进行风险传播问题，重心仍然在如何面对风险上。媒介化风险社会的现实，对于无法回避风险问题的都市新闻业来说意味着什么，目前的研究却鲜少涉及，而这恰是理解都市新闻业困境的一个深层原因。

都市新闻业无法回避本地的风险议题，因为它的本地性决定了它有责任与地方民众休戚与共，而它在地方新闻系统中的优势地位又说明它有能力来报道。全国性媒体对地方重大风险议题尚有选择余地和反应时间，但处于夹心层的都市新闻业却无法免于这样的责任。做好这类风险议题的报道，本来应该是都市新闻业履行守望社会功能、密切与本地民众关系的良机，但现实中，第一时间不响应，而等政府通告或等中央媒体来报道，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新闻人既对他们报道的滞后甚至失语感到焦虑和沮丧，也对网络舆论深感不安，并在这类议题上表现出一种无力感。这实际上也反映出都市新闻业固化的“夹心层”位置难以应对“媒介化风险”之复杂性的深层矛盾。

 

数字时代的媒介化风险呈现出的集中爆发、大量个体参与风险叙述、风险行动者的关系和结构非常复杂等特征，不仅给都市新闻业在报道风险议题上带来巨大压力，甚至会让它们对风险议题的报道本身成为“风险”。在现代社会，公众往往能接触到的是媒体呈现给他们的风险叙事。当这种叙事不符合他们的期待，或者与他们从其他渠道了解的风险叙事相差甚远时，容易成为舆情爆发点的可能并非是风险或风险治理本身，而是媒体如何建构风险。这会让都市新闻业在处理此类议题时更加左支右绌。

三

“消逝的地方”：

模糊都市新闻业的定位

英国学者吉登斯特别强调让现代性产生、扩张甚至过分膨胀的机制：时空分离和脱域过程。“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成为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所谓“消逝的地方”指的就是这类现象。

相比于全国性媒体、区县媒体以及行业媒体和垂直媒体，都市新闻业受到“消逝的地方”及其代表的社会后果的冲击要更为直接和负面。都市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地方新闻空间本身已变得不再稳定。一方面，能从特定地域的使用者中挖掘的收入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即便都市新闻业在某些特定的议题上有便利报道的优势，也无法转换成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

面对如此压力，都市新闻业采用的转型策略可能还进一步加速了“去地方化”的趋势。当都市新闻业在数字化浪潮的裹挟下，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强调全网热点话题，并要努力跟上无间断无休止的新闻流时，势必会把大量精力花费在追逐网络热点上，而不是深耕地方社区。

四

探讨都市新闻业

创新之路

都市新闻业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作为现代性后果的“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对都市新闻业的冲击和深层影响大于全国性新闻媒体、区县媒体和行业媒体。目前来看，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夹心层位置和相对固化的行动路径，使其在应对这双重挑战时出现较多困境。

 

都市新闻业的重要性又是无可替代的。从某种方面看，中间层的地位亦可成为一种优势。理想的都市新闻业应能与地方机构形成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能通过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让地方民众产生信赖感、能成为舆论场上凝聚共识的理性力量，并在网络时代容易激化的舆情事件中扮演解压阀和缓冲带角色。

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和转型方向不是技术驱动型的，也不是市场规模驱动的；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应该是由复杂关系驱动的，也即要更好地满足大都市社会活跃用户的多元需求、建立起对地方事务权威及时的报道网络、形成与地方机构长期的建设性互动，促成良好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和舆论环境。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可能也是现有新闻业格局内创新和转型难度最大的道路。给都市新闻业在制度上“赋能”,使其以更灵活主动的方式“再嵌入”地方生活可能是当前最需要的创新策略。

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也许很艰难很复杂，但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因为作为空间的“地方”也许会消逝，但承载着家园感的“地方”永远对人们有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