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闻回避”？| 芒种观点

在数字媒体生态下，新闻回避一种日益普遍化的新闻接受模式，是新闻用户对信息失序、信息过载和舆论极化等结构性问题做出的有意义的抵消行为。新闻回避的行为逻辑是在用户和数字新闻生态的互动中形成的，用户通过这种看似消极的互动方式来实现拒绝承认、重建认知优先级和自我保护等不同类型的意义表达。

 

腾讯媒体研究院转载的本篇文章，基于数字新闻学“技术-文化共生论”的视角，得出新闻回避是数字新闻生态的反公共性病理的一个外在症候，是数字新闻业正在面临严重合法性危机的表征的结论。并给出新闻回避的应对策略，包括实践层面的重建公共信任，以及观念层面的重申规范理论。

来源 | 传媒文化评论 作者 | 常江、李思雪

 

引言：作为抵消行为的新闻回避

 

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新闻的来源不断扩大，新闻获取的手段日趋多样化，新闻的样态也变得极大丰富，新闻用户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得以在充分利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自主确立自己的“新闻套餐”（news diet）。新闻用户的能动性由此得到动员，他们也更加愿意从自身的新闻经验出发参与公共讨论乃至介入性的社会运动。然而，伴随着“选择”的丰富和“自由”的扩大，一种“抵消行为”（counteraction）同时开始流行，那就是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

 

 

所谓新闻回避，顾名思义，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数字媒体用户开始自觉地避免接触和阅读部分或全部新闻，并将这种行为作为自己对于当下新闻生态的一种反抗。新闻回避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的显著性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极大提升，如今已成为我们理解公共危机语境下数字新闻生态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尽管人们普遍认同新闻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着信息传播、行为建议和情绪安抚等重要作用，但在多个国家展开的经验研究却表明，有意识地回避新闻的人数，以及新闻回避行为在新闻接受总体行为中所占的比重均显著上升，令人不由得怀疑新闻业在危机时期的作用和价值。

 

例如，调查显示，在疫情最为严重时（2020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英国，表示自己经常性、主动性回避新闻的民众占比从15%上升至25%；如果加上偶尔回避新闻的人数，这一比重则可达55%。另一组数据来自荷兰，表明在疫情爆发的头四个月（2020年4-7月），表示自己迫切地需要“暂时远离”（take a break from）新闻的人数迅速增长；各年龄段的荷兰人在这一阶段对新闻的总体回避率上升了接近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曾用“信息疫情”（infodemic）来形容这一状况——信息过度丰富，虚假信息泛滥，人们难以判断真实的信息来源，并通过回避的方式减小伤害。

 

当然，新冠疫情并不是新闻回避现象的成因，而毋宁只是扮演了“显影剂”的角色。在疫情爆发之前，学界即已关注到近年来大众对新闻的倦怠情绪和回避行为的攀升。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在其2019年的年度报告中将新闻回避作为年度重点关注对象并展开了全球范围的针对性调查，发现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近三分之一的民众表示自己会主动回避新闻。该机构2022年的最新报告显示了上述趋势的加剧：在46个国家和地区平均38%的民众有日常性的新闻回避行为，并且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这一趋势都呈显著的上升状态；在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英国，日常性新闻回避的人数占比达46%，接近2019年时的两倍，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表示自己的对新闻的厌倦跟舆论对于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的无休止的争吵有关。这些调查基本都指向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新闻回避是大众在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体生态下对于主流新闻议程做出的对抗性反应，这种对抗因种种结构性的原因而采取了“回避”这一看似消极的形式。

 

尽管新闻回避是一种全球性的“抵消行动”，但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形式，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新闻回避现象的解读应当考虑到具体的文化政治语境。比如，有研究考察阿根廷、芬兰、以色列、日本和美国5个国家的数字新闻用户在2016-2019年间的新闻回避现象，在对其成因、实践及模式展开跨国比较研究后指出：新闻回避并非纯粹个体行为，我们应将其视为某种由总体性文化语境所培育的多维度现象。其他相关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比如，美国民众对于新闻所产生的一般性厌倦（fatigue）和麻痹（paralysis）反应自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一直持续至今，基本没有改善；在另外一些国家国家，新闻回避行为的“临时性”和“选择性”色彩更加强烈，不能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媒介使用习惯；而在日本这样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新闻回避似乎还没有真正进入公众的意识，回避行为的发生或因越来越多的人在总体上对政治失去兴趣，或只是源于习惯性避免冲突的笼统文化态度。这些研究发现让新闻回避这个概念变得更为复杂，而我们对于新闻回避的界定以及对其成因和影响的解释，也将受到复杂语境因素的制约。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行为本身出发，尝试对新闻回避流行的基本逻辑和规律做出解释。无论出于对信息轰炸的疲惫与逃离，还是出于对新闻提供者的嘲讽或怀疑，抑或出于对强冲突性舆论环境的规避和冷感，新闻回避行为的本质都是对新闻业的“曝光”（news exposure）机制的抵消，而经典理论认为后者对于新闻参与社会进程、推动信息民主的使命而言是必需的，因为不曝光就意味着掩盖事实、隐瞒真相。这就给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带来了一个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新闻业必须尽可能多地“曝光”以推动信息环境的公开透明，而这种“曝光”却正在让公众远离新闻。由是，“新闻回避”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对新闻业自身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潜在影响，更关乎数字社会如何通过新闻实践推进民主、数字新闻业如何转换范式以践行自己天然的使命，以及深度数字化的大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与何种意义上藉由“信息主体”成为“民主主体”等更本质的问题。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将尝试从数字新闻学既有的理论框架出发，将新闻回避视为一种具有明确意图的抵消行动——它既是作为个体的新闻用户对于其自身所处的信息环境的一种以“反-”为前缀的表达与回应，也是作为群体的网络公众（networked publics）与数字技术及其塑造的媒介生态之间的一种有意义的互动方式。本文分析的目的在于从“技术-文化共生论”出发对新闻回避的逻辑和规律做出解释，并据此探讨业界和学界的应对之策。

 

 

新闻回避的定义、成因与影响

 

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新闻回避。目前，学界对于新闻回避的定义基本形成了共识。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界定方式，是两位学者对“有意的”（intentional）新闻回避和“无意的”（unintentional）做出的区分。基于此，他们对新闻回避做出如下定义：“新闻回避”是新闻用户因不喜欢新闻内容（有意的）或更倾向于接受其他信息内容（无意的）而在连续一段时间内进行较低程度的新闻接触。这一定义目前是较为严谨和全面的，但这个定义还是不必要地扩大了新闻回避的范畴：回避（avoid）是刻意的躲避，显然是具有主动性的，将天然的“不感兴趣”也视为一种回避其实淡化了这一行为的意图性，会让这个概念失去一部分文化政治价值。因此，本文对新闻回避的界定范畴更加聚焦，重点关注“有意的”新闻回避，因为只有明确了“意图”的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抵消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简单来说，新闻回避指的是新闻受众或用户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有意识地、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的行为。这个定义强调新闻用户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新闻回避尽管形式“消极”，但在信息严重过剩且无孔不入的媒介生态下，它是用户的一种明确的文化姿态。

 

 

在明确了新闻回避的定义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哪些因素导致了新闻回避的发生。总体而言，新闻回避的成因是复杂的、综合性的。对此，托夫（Benjamin Toff）和卡罗杰罗普洛斯（Antonis Kalogeropoulos ）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他们同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入手，考量个人对新闻的获取能力与偏好，以及外在于个人的制度因素（如新闻生产的政治环境、新闻传播的体制、社会制度的稳定性、总体媒介生态等）对新闻回避的频率与程度的影响，进而发现对信息效用感和信任感较低的个体更容易主动选择回避新闻，而更为严峻、分裂和极化的宏观信息环境也会加剧新闻用户的回避行为。此外，上文提到的在新冠疫情期间横跨五国的对比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归纳了新闻回避成因的复杂性——研究将那些复杂的因素分别归类为“情感的”（emotional）或“认知的”（cognitive）两大基本范畴，并指出两者经常共同起作用。

 

本文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尝试用一个新的框架来解释新闻回避的成因，那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媒介分析框架。基于这一框架，我们可以将新闻回避的成因区分为“行动的”和“环境的”两大类。

 

在行动的维度上，新闻回避可以被视为新闻用户对某些特定的新闻内容或传播方式做出的反应。众所周知，在数字媒体生态下，信息的容量在理论上是无限大的，这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新闻生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闻内容的低质与过剩的问题。由于不再受到版面、时长和频率等传统媒介属性的限制，几乎所有类型的新闻都呈现出了“过度曝光”的倾向。负面社会事件的高强度新闻曝光往往会激发用户的悲伤、愤怒等情绪，直接刺激新闻回避行为的发生；而如果新闻业的报道议程中存在某一持续性热点并对其进行反复、长期的报道，那么用户会更容易产生疲惫感和抵触情绪，从而将对某些特定类型新闻的回避“上升到”对总体新闻环境的回避。除新闻内容本身外，围绕热点新闻形成的舆论也会产生“次生危害”——公共讨论（尤其是围绕着重大社会危机的讨论）若包含大量对立话语冲突甚至话语暴力要素，会迅速消耗用户的理性情绪并促使其将目光转向别处。2016年美国大选至今全球新闻业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政策与言行的高密度、连续性报道，以及这些报道所掀起的一轮又一轮舆论热潮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个案，越来越多的人（不止美国人）对于这种不厌其烦且火药味十足的新闻生态感到厌倦和烦躁。

 

而在环境的维度上，我们要看到总体性的媒体生态，或者当下媒体生态的某些一般性特征对于新闻回避行为的“培育”——这是技术可供性分析的一个基本思路。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新闻回避现象的普遍化视为数字媒体生态对新闻文化加以塑造的过程的一个副产品，而这种媒体生态天然便具有信息过剩和情感化的倾向。总体上，数字新闻业主要是通过制造信息轰炸和情感仪式来推动社会进程的，这与传统新闻业的客观主义路线有本质不同，因此也更容易令用户的认知和情感出现“超负荷”。

 

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简单认为新闻回避是用户在上述媒体生态的压迫下做出的被动反应，因为无论来自环境的压迫感多强，互联网终究还是为人的信息生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选择，用户有很多种方案来“抗压”，过于强调环境的压力会让我们掉入决定论的窠臼。比如，有学者重点探索数字媒体环境的“高选择性”（high-choice-ness）与新闻回避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追踪1997年至2016年挪威的数据并展开纵向的规律分析后发现：在数字化进程深度改造媒介环境的20年时间里，挪威民众的新闻回避行为虽然持续增长，但是幅度较为有限；新闻接受行为在获取途径、内容筛选和时空分配等方面的丰富选择，让用户新闻套餐的形成得以大体保持较好的平衡。尽管挪威新闻用户的“低逃避率”或许与该国新闻业更低程度的平台化和更高程度的机构权威有关，但这项研究仍然提醒我们在对媒体用户具体行为逻辑的解释中，传统的技术可供性分析可能会因过于“便利”而导致非经验化的问题。而现有研究在总体上表明，新闻回避首要是用户的一种主动策略，是用户对新闻生态的一种能动的反馈，是人寻求合理性（rationality）的一种文化行为。因此，我们应当采纳层次更加丰富、以关系和互动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技术-文化共生论”的视角加以考察。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不妨这样描述新闻回避的成因机制：新闻回避是新闻用户与新闻生态进行积极互动的结果；新闻用户借助数字媒体提供的丰富的信息选择，来回避新闻生态制造的负面认知与情感效应；新闻回避既是由现有媒介技术架构所培育的一种行为模式，也是新闻用户对新闻生态的压迫性结构所做出的抵消和反抗。

 

至于新闻回避的影响，其实比它的定义和成因更加容易被解释，因为它在经验层面有直接的体现。如同其他类型的“影响分析”一样，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回避的影响大体区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判断，区分的依据则是这种影响是否有利于新闻生态健康、良性的发展，以及是否能促进新闻业对信息民主的践行。从现有文献看，有一些学者认为新闻回避的普遍性在总体上是积极的，他们将回避新闻的人称为“新闻抵抗者”（news resisters），并指出这些人并非不关心严肃社会议题，而毋宁是通过拒绝浮躁、情感化的新闻经验来践行其文化观念——“不回避”只会激发他们更为怀疑和悲观的情绪，而“回避”则能让他们重新体验到平静和积极的情绪，重新获得了参与民主行动的能量。而另一派批评者则认为新闻回避现象具有消极的社会影响，选择回避新闻的人越多，就意味着大众对于新闻总体环境的信任度越低、对主流新闻生产机制的怀疑态度越公开化，因此长远来看新闻回避会动摇民主化参与的大众基础。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首先区分新闻回避行为是短期的、间歇性的，还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前者可能只是因为局部的新闻生态恶化，而后者则意味着新闻业正在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社会根基。这些观点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矛盾，因为一种影响的性质本来就因评判者所秉持的视角和采用的方法而异。但从本文的价值立场——生态主义和信息民主——出发，新闻回避的总体影响自然是消极的，因为它对新闻业的公共性基础构成了侵蚀。

 

对于新闻回避的影响的判断也不可避免要考虑本土语境。中国由于拥有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新闻体制和媒体架构，导致无论媒体机构还是数字平台均无法对主流新闻议程构成决定性影响，因此人们对新闻回避关注不多。但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在对新冠疫情的长期防控过程中，学界也开始注意到大众对新闻厌倦、逃避的趋势，并逐渐将这一趋势解读为一种行业危机。与欧美学界相比，中国学者对新闻回避影响的分析持有不同视角——其主要是从“治理”的需求出发探讨如何应对新闻回避以维护国家新闻系统的公信力。比如，有学者即以新闻回避为切入口，提出资本的介入使得传统的媒体权力关系被解构，进而导致新闻公信力的破坏。而这些研究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探索抑制新闻回避的各种具体方案，包括建构积极的环境认知、增加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发展立足于积极心理学的建设性新闻实践，等等。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理解新闻回避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新闻业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新闻回避趋势的出现显然是一种危机表征，它意味着新闻业在连接公众、凝聚共识、塑造公共文化等问题上重要性的降低；而这种趋势在时间上的持续和在空间上的蔓延则意味着总体新闻生态的恶化——毕竟环境由人构成并维系，离开了人的参与环境也将失去活力。第二，从媒体用户个体的角度看，新闻回避是一种有明确意图的反抗行为，是个人对抗新闻生态最直接的方式；但这种反抗是一种带有消极色彩的反抗，它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趋利避害的自我调试，因缺乏明确的行动性而无法凝结共同的身份认同并提出替代性方案，长远来看会加速人与社会进程的脱节。第三，从宏观媒体生态乃至信息文明的角度看，新闻回避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意识形态，与强调协商和共识的信息民主理想之间存在矛盾；而从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对新闻回避的抑制（无论出于生态建设的需求还是新闻治理的需求）策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数字新闻学视角下的新闻回避

 

蓬勃发展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体系为我们解释新闻回避现象的基本逻辑与规律提供了很好的框架，而清晰地归纳这些逻辑和规律则是我们在观念和实践上应对新闻回避的前提。

 

在数字传播技术与通讯网络的作用下，全球新闻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生态。数字新闻生态作为“环境”，对其内部行动者的行为兼有培育和抑制作用。因此，对于数字新闻（业）现象的分析应当以环境和行为之间的互动为基本单元。当下的媒体环境首要是一套由社交平台和数字流通网络组合而成的技术架构，而行动者的行为则体现为行动者在对环境加以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行动（action）。因此，“环境-行为”之间的互动的本质，其实就是数字新闻传播的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具体包括：新闻在数字通讯网络中的扩散与演变如何诱发或限定了用户的新闻经验，以及用户在上述经验中形成了何种行为逻辑和身份认同以据此动态调整自己与新闻生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这种分析思路称为“技术-文化共生论”（techno-cultural symbiosis）。

 

在数字新闻学的视域下，新闻回避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一般认为，数字新闻生态体现出了一些与传统新闻生态截然不同的特征。简单来说，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为专业机构所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多元主体格局；新闻流通日益泛向化和网络化，并不断消解建立在传统新闻流通秩序之上的认识论权威体系；新闻接受实践体现出鲜明的需求导向和情感主动性，由积极用户组成的各种社群取代原子化的“受众”成为新闻业的公众基础。这些新特征共同削弱了传统新闻文化对机构和人的行为约束力。于是我们看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式微、平台的强势崛起，以及社会对新闻业信任度的不断下降。这正是新闻回避行为的“生态语境”。用户因冷漠、失望、沮丧、愤怒和绝望等情绪而回避新闻的行为自然是其对不符合自身需求的信息环境做出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用户很清楚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这种行为并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在传统媒体时代拒绝接触新闻基本相当于“与世隔绝”；而在日常生活几乎完全浸润于互联网的数字时代，真正意义上的“隔绝”几乎不会发生。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新闻回避得以成为一种建立在充分选择基础上的反抗行为。

 

基于对当下数字新闻生态的理解和把握，本文尝试通过对三组“环境-行为”的分析，来阐释新闻回避的逻辑和规律：信息失序与拒绝承认、信息过载与重建优先级、舆论极化与自我保护。

 

（一）信息失序与拒绝承认

 

回避意味着不接触，即为经典文化理论中的“拒绝解码”，它是比“对抗性解码”更强烈的一种“不赞成表达”（expression of disapproval）。而长期、持续性的新闻回避行为，则表明用户作为行动者在总体上拒绝承认当下新闻生态的合理性。

 

用户“拒绝承认”的行为与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的普遍存在有关。所谓信息失序，即指信息传播因缺少必要的规则和秩序而陷入混乱，其直接结果则是把关机制的失效与低质信息的盛行。根据欧洲委员会（CoE）2017年的报告《信息失序：面向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跨学科框架》（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信息失序已经成为数字媒体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的表征。该报告并将不实信息（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和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视为信息失序的主要类型。其中，尤以不实信息（内容存在虚假成分但无主观传播恶意）和虚假信息（内容虚假且存在主观传播恶意）最为恶劣，因为两者均公开破坏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信息失序的直接原因与新闻生态的数字化转型关系密切：新闻生产主体的鱼龙混杂导致低质内容盛行，网络化流通机制令新闻源变得不透明，个人用户对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深度介入带来了事实与观点的混淆——这都意味着传统的、建基于专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新闻传播秩序的破产。

 

需要指出，数字新闻业的平台化（platformization）在信息失序的恶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方面，不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并非数字时代原生的新鲜事物，但它们是在以社交媒体为基础架构的传播系统中获得持久生命力的，因为平台会从这类信息的广泛传播带来的流量数据中获利；另一方面，平台的强势地位也显著地消解了建制化机构媒体在新闻生产体系中的知识权威，新闻机构为维系生存必须接入平台并接受其规则，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民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呼吁媒体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平台的管控上，除提升众包（crowdsourcing）新闻的合法性与实事核查的力度外，也要改革现有的媒介素养教育系统以令大众形成对于平台操纵信息生态行为的清醒认识。不过，在欧美社会，上述“管控”话语总是不可避免要面临来自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破坏自由”的指控，因此基本只能停留在学术文献之中。在过去两年多新冠疫情的蔓延与防控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事关公共健康和大众福祉的信息是如何被系统性控制和操纵以服务于特定政治经济利益的，也看到大量医学类不实信息和虚假信息是怎样利用平台规则和大众的焦虑情绪广泛流通甚至影响决策的，这无疑对尚存理性的新闻用户构成了最直接的刺激。长此以往，平台便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流通与接受的整个过程，更重塑了人们对“新闻应该呈现何种样貌”的一般性认知。而那些对新闻业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传统仍有期许的用户则因此不断丧失对整个新闻生态的信任，并最终选择以“回避”作为表达这一拒绝态度的行动。

 

（二）信息过载与重建认知优先级

 

与数字新闻生态下信息品质降低相应的，是信息数量的过度增殖。当用户接收新闻的数量超过其精神和心理所能承受的舒适区间，就会发生“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信息过载的负面效应是很明显的，它一方面会令用户产生疲惫、厌倦等感受，另一方面也会干扰用户对事件的判断、压抑个人议程的形成，进而令用户感到被控制、被操纵。因此，对于很多用户来说，新闻回避既是出于缓解厌倦情绪的需要而对信息过载做出的回应，也是期望摆脱信息控制、重建自身认知优先级（prioritization）的策略。

 

从很多方面看，信息过载都是新闻生态深度数字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媒介内容过剩并不必然导致信息过载，根本原因在于数字新闻业智能化的分发机制。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深度结合，使得各种新闻机构和平台提供的信息服务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弹窗提示、人际转发、热门词条等功能“找到”用户，这使得用户的新闻套餐日渐由算法“投喂”生成。现有研究显示，接受大量不必要且超出个体精神健康所能承受范畴的信息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数字媒体用户的共同境遇，且通讯技术越前沿、新闻市场越发达，信息过载的情况也越严重。有学者在对15项新闻传播工具（含平台和介质）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家用电脑、电子阅读器和Facebook是信息过载的“重灾区”，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工具已是生活和工作须臾不可离开的。

 

此外，尽管信息过载并不必然意味着信息品质的低下，但在大多数时候它至少导致了新闻高度同质化的问题：新闻生产主体如今可以针对特定事件进行反复、持续、多管道的分发，以确保其报道议程总是能够触达目标用户。这一状况并与各大媒体平台普遍采用的智能推荐算法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循环机制——在这一机制下，用户的任何新闻接受行为都会转化为数据并为算法捕获，随后算法又会基于从数据中生成的用户画像来对后续的新闻进行针对性的精准分发，其结果就是用户总是能不断接收到主题、内容、形式甚至风格都高度相近的新闻推送。从心理的角度看，一些用户会产生强烈的疲惫感并尝试挣脱这种“信息茧房”；而从文化的角度看，信息环境的同质化会让用户难以形成理性的判断力，从而选择以主动切断连接的方式来精简新闻套餐、重新确认新闻认知的自主权。需要指出的是，在新闻套餐关乎人身、生命、健康等重大议题决策时，用户会尤其倾向于做出新闻回避的决定，因为信息过载会显著干扰用户对真实情况和适切应对方案的判断，他们不愿承受自己的信息生活被算法殖民的后果。

 

当然，从应对信息过载的角度看，新闻回避也不是一味的“决绝”和“切断”，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多数情况下，新闻回避行为体现为用户不再不假思索地接受媒体和平台的一切服务协议，而更倾向于通过探索更有效、更精简的新闻接受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新闻套餐，这种策略包含但不限于关闭推送、减少或取消部分订阅、降低非必要联网时间，等等，我们可以将这类回避行为称为“协商型回避”。而另一些用户的新闻回避行为则更加激进，他们会在特定时间内或特定议题上完全关闭接触的管道而实现对主流新闻议程的拒绝，我们可以将这类回避行为称为“激进型回避”。尽管回避策略不同，但这些新闻回避者的基本行为逻辑是一致的。借用有学者提出的“媒介新闻效能感”（media news efficacy）框架，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规律，那就是新闻用户通过媒体成功获取新闻时需要的信心，与媒体提供的信息总量负相关；换言之，人们越是感觉信息铺天盖地、应接不暇，就越不愿意在接受和信任这些信息上付出努力。因此，新闻回避现象折射出数字媒体生态发展中“过犹不及”的道理——选择变多并不必然意味着欲望增强，质的“连接”而非量的“触达”才是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生存发展的基本原则。

 

（三）舆论极化与自我保护

 

除了“拒绝接受”和“重建优先级”以外，一些新闻回避行为的发生还遵循着另一个逻辑，那就是逃避主义（escapism）。简言之，用户回避新闻或许并不出于某种鲜明的态度或行动意愿，而更多体现了一种规避伤害的自我保护心理。这一行为逻辑与数字新闻生态下的舆论极化结构有关。

 

与信息失序一样，舆论极化也不是数字时代的新鲜事物，其缘起是19世纪的党派政治与政党报刊——在传统媒体时代，出于争夺权力的诉求，政党往往要求其成员积极认同组织主张，并将舆论作为政治攻讦的合法工具。20世纪客观主义新闻理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抑制舆论的这种极端化倾向，其行业基础则是新闻机构的商业化。不过，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舆论极化作为一种一般性话语结构全面回归并呈现出泛化状态，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党派之争而波及几乎一切观念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给个体的赋权带来的——由于表达空间的扩大和把关机制的失效，个体的立场、价值观和偏见得以充分舒张，并在平台流量经济的刺激下形成了极端的观点分布与群体表达结构，甚至在一些热点舆论事件中导致大规模话语暴力现象。与此同时，智能推荐算法制造的回音室（chamber effect）效应也尽其所能地消除个体接触异质信息源的渠道，令其愈发确信和沉溺于自己固有的立场并产生自己属于“多数人”的幻象。持续接受自己认同的媒介内容的人往往更容易产生对自己不认同的媒介内容的负面情绪（如愤怒和恐惧），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程度。所以说，看似开放自由的数字新闻生态其实十分鼓励观点和话语的冲突来维系自身的存在感，这实在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

 

在这种氛围下，“沉默的螺旋”效应得到强化：选择表达的人为了获得“基本盘”的支持或不被孤立而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观点极端化并与另一端的人展开尖锐的冲突，而不认同这种简单二元论话语惯例的人则出于避免伤害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而选择保持沉默或视而不见。数字媒体因此而有效地分化了人群——既分化了不同“极”的阵营中的人，也分化了认同极化的人和不认同极化的人。而基于这一原因选择回避新闻的人往往并不会切断与所有新闻的连接，而更倾向于寻找替代性产品来纾解剑拔弩张的舆论环境带来的压力。有学者将这一规律命名为“媒介迁移”（media migration）——出于逃避压力的需要选择回避新闻的用户往往只是回避极易引发争端的“硬新闻”，并将自己的新闻需求“迁移”到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软性内容领域。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并不必然导致舆论极化，只有在社会失稳和主流媒体信誉流失的情况下社交媒体才对极化有明显的推助作用。此外，也要指出，一个充满火药味的舆论场并不必然是劣质的或反动的，只要不是“单极化”，就意味着它仍然保持着多元的色彩。但这些观点不能否认舆论极化在数字新闻生态下的“既成事实”以及它对这一生态中的所有行动者的行为逻辑的干预——这种行为逻辑为简单二元论思维的滋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令协商和共识逐渐丧失实践基础，同时将理性经验主义者边缘化。

 

 

危机的应对：

重建信任、重申规范

 

本文在总体上将新闻回避视为当下数字新闻生态的反公共性病理的一个外在症候，其发展趋势意味着新闻业正在丧失与理性公众的连接，忽视自身作为文化与政治协调者角色，以及背离信息民主的价值目标。新闻回避现象中折射出的公众冷感和普遍性的反权威意识实在是数字新闻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的表征——新闻可以丧失专业性，但绝不能丧失社会信任，否则它也就不再是新闻。

 

因此，本文并不赞成一些研究将新闻回避单纯视为用户个人“媒介戒断”（media detox）行为的阐释路径。无论是基于新闻接受行为的“文本-物质性”（texto-materiality）这样抽象理论，还是基于对特定国家或文化语境下的经验资料的解读，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回避了两个关键问题：新闻回避是个体与新闻生态之间发生的有意义的互动，以及新闻回避的方式和程度标识着整个新闻生态的恶化。从本文所秉持的“技术-文化共生论”出发，我们应当将人类新闻实践视为作为环境的新闻生态和作为行动者的人进行有意义的互动的产物，因此新闻回避就不仅是用户出于自身需求做出的“新闻套餐管理”行为，更是整个新闻业在数字化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场普遍性危机在行为层面的显现。

 

而结合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应对新闻回避需要在两条路径上同时展开：一是实践层面的重建公共信任，二是观念层面的重申规范理论。

 

所谓重建公共信任，主体应当是整个新闻业。简言之，新闻业必须要通过各种努力不断建立与各种类型公众的连接，并持续提升总体性的公共信任。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突破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对于新闻生态的支配。除推动基于算法治理思路的各种立法和行政决策外，或许新闻业可以做的就是鼓励更加多元化的数字新闻叙事与沟通样态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性主义文化体系，通过这种方式与更多的用户建立积极、紧密的情感关联，重新获得大众的信任。对此，业界已经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比如充分利用积极心理学以推动新闻用户深度参与社会进程的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运动，绕开平台并通过恢复“口语传统”与用户进行现场互动的社区新闻剧场项目，以及主张从新新闻主义和非虚构创作的观念遗产中汲取养料以提升新闻故事吸引力的叙事新闻学（narrative journalism）潮流，等等。平台是新闻生态恶化的受益者，因而不会真正启动任何旨在改变现状的革新议程，这项工作只能由专业新闻机构完成；而这项工作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新闻业的决策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一种关于技术的成熟、辩证的思维体系。

 

至于重申规范理论，则是数字新闻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要求学界回归新闻的基本概念，破除传统的客观主义规范体系，为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价值赋予新的内涵或丰富其维度，并积极展开对整个新闻生态的批评实践。这项工作近年来也已取得一些进展，比如学界对于透明性（transparency）作为新闻价值新标准的大量讨论，以及对数字媒体生态下新闻伦理的新内涵的探索等，都表明新闻学研究者群体已经意识到规范理论研究的不足是新闻生态因缺少批评话语制衡而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在新闻学体系中重申规范理论的重要性，关键在于认同并坚持“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维系公共性”是新闻业永恒的使命，而对“规范”的具体设计也应当遵循这一目的论（teleological）原则。

 

因此，本文与其说是对新闻回避行为的描述和分析，不如说是以新闻回避现象为症候对整个数字新闻生态的一种批判性检视。本文有其前设的立场，那就是维护新闻业在人类社会追求信息民主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在由技术和文化交织构成的新闻生态下，新闻回避既是个体选择，也是一般性的文化趋势，更是一场深刻危机的行为表征。对于这场危机的准确理解和适切应对，需要业界和学界的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