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的升学路,如果从小升初那年算起,经历中考、高考,直到大学毕业,刚好是10年。
2014年六一节,我走近了杭州学军小学六(1)班的47位同学,然后一路陪伴,记录下他们的升学轨迹和求学生活,观察教育和教育背后的社会。之后每年的六一节,钱江晚报都会刊登采访内容,有时一个整版,有时两个版,从未间断。
今年,是第9个年头。下半年,孩子们就要升大三了。
这群千禧年后出生的孩子,9年前被父母送入同一所小学,而今走上不同的路——我们通过新闻报道追踪记录他们的成长,也想探讨所有家庭要面对的最尖锐的命题:个性与制度、应试与素质、留守与留学、青春期与亲子关系、独生子女与三孩政策。
10年,对于宇宙只是眼皮眨动的一瞬间,对于昆虫却是漫长的生死轮回。我们的报道,记录了47个孩子在小学毕业后的不同路径,也提出了对教育的反思——我们的教育,如何匹配孩子的成长?以及,当“唯快不破”依然是主流新闻界的重要追求,这样“静待花开”的慢新闻价值何在?
本文试图从报道本身和背后带来的启示中寻找答案。
1
为什么是这个班?
在杭州,很多家长在得知别人家的孩子在学军小学读书时,往往会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那背后有两层意思:一是羡慕。进了学军小学,就能直升杭州第十三中学,两所都是口碑在外的好学校;二是“嫉妒”。那一带的学区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双优”学区房,是杭州市区范围内平均单价最贵的。
教育和房产,象征着当下生活中社会普遍焦虑的两头,也是永恒的热点话题。
这些孩子,多数都是2002年或2003年出生。这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世界、融入世界。相较于80后、90后,00后无论三观、审美还是处事风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
比如,他们是全球化的一代,却也是在全球疫情期上大学的一代人。他们的高考年,恰巧是新冠疫情暴发的头一年。高考延期,入学也延期,要出国的被迫在国内留学,或是不得不隔离在寝室上网课。往常的大学生,只需要为通过考试而焦虑,但他们不光要通过考试,还要通过无数次的核酸检测。报道记录下他们面对突袭的应对,这是一场比高考更值得关注的考试。
同样被记录的还有一群焦虑的父母,他们竭尽全力想为孩子的成长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径,但关于什么是更好,也许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
孩子们的父母也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多是60后、70后,经历了典型的中国式成长,对社会和教育的感悟和反思多,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们的举动背后,是整个巨大社会变迁中的一种动向,一种想法,一种焦虑。
2
慢新闻的“新瓶”与“旧酒”
在追求快速高效的移动阅读时代,花9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做一组“静待花开”的慢新闻,是否值得?
这近10年里,笔者身后的新闻业态也发生着巨变。
在关于新闻的各种定义中,“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说法是最为流行的。在大众的印象中,新闻也总是越新越快越好。特别是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数字化技术使得对“快新闻”的追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但近年来,“慢新闻”概念在海外新闻界广为讨论,并成为一股新闻思潮,助推了一波具有广泛行业影响的“新闻运动”,业界积极推进创意性实践。
对六(1)班的追踪报道,就是多元新闻中一种具有理想气质的新闻实验。它像一部漫长的纪录片,通过对孩子以及他们家庭,还有背后与之共存的教育生态和社会变革的记录,引发对当代教育环境、教育方式、亲子关系、三孩政策等热点话题的思考。
在我采访到的故事中,有家长在孩子抑郁了之后,才开始“佛系”,学着发现孩子身上比成绩更重要的品质;有家长嘴上说着让孩子过早陷入金钱世界不合适,却忘了自己每天给孩子灌输的全是被“上进、努力”包裹着的名利观。
事实上,“慢新闻”并非全新的理念,早在1920年亨利·卢斯创办《时代》周刊时,就区分了“快新闻”和“慢新闻”。除了报道节奏更慢,投入时间更长,“慢新闻”更强调追踪调查,生产“有深度、有思想”的新闻。
比如每当这些孩子完成了小升初、中考、高考等重要的升学节点,都会有读者留言问:升学率怎么样,录取背后的故事呢?而一位一线教育者就说,他关心的不是这个。他更想知道,这些年的成长里,在这些孩子身上,还展现出哪些特质,这些特质又给予他们多大的力量。
传统媒体如果能够静下心来以深入的态度、以广阔的视野去描述社会的“画面”,那么这种慢就有可能成为传统媒体应对网络媒体冲击的有效策略。
3
学生、家长和我的采写
形成了互动
六(1)班47位同学之间有一个特别具有仪式感的约定:从小学毕业那年起,班里的至高荣誉“大力神杯”,从学号1号的同学开始,一个个往下传,每年交接一次,这样他们年年都能相聚。每一年,我都会参加他们的聚会。
六(1)班的班级微信群,至今不散,时常热闹。我时而围观,时而也会参与他们的讨论,常常感叹,这个大家庭,真有爱啊。
慢慢地,学生和家长会主动和我分享经历,倾述困惑,有时候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高考录取结果出来了,也会第一时间报告好消息。有一年的报道,我邀约几位同学,以自述的形式完成了记录。
这背后,有对传统新闻原则的坚守——走出办公室,培养广泛的联系,建立信任,并进行反思实践;也有对新理念的探索——在新闻生产中呼唤受访者或受众合作及参与,打破原有的简单“访与答”“传与受”的关系。
学生、家长和我的采写形成了互动,互动在内容生产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会推着你一步步往前走,一步步去观察、思考、追问,一年一年写下去。从某种角度说,我也是被他们带着走的。
互联网时代,媒体要争夺话语权,争夺年轻一代读者、争夺未来。只有先主动融入这一人群,然后才谈得上有传播力和影响力。做新媒体的时候,记者就不只是一个内容作者,同时还是一个产品经理,要能知道谁在看,谁在和我互动,黏性在哪里,读者也能由此 “代入了他人的生活”,以他人的经验、智慧,丰富自己的内心,或是得到一些反思。
教育与老百姓的生活关系太密切,其中的优质资源又那么稀缺,那些富有竞争力和附加值的信息显然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而能给人启发的观点,更是有效的内容。
4
报道,不是传递焦虑,
而为化解焦虑
在这些年的追踪报道中,一开始,作为教育记者,我会重点关注孩子们的升学选择,公办还是民办,保送还是应考,中考考了几分,考上了哪里?
但殊途,有时也会同归。比如,初中分别进了民办和公办的老同学,高中又坐进同一个班。一次,在和前学军小学校长,现任西湖区教育局书记、局长汪培新交流时,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结果一样,那么收获呢?在他看来,成绩只代表当下,不指向未来。
我在之后的随机采访中,都会问孩子同一个问题:过去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再问家长,孩子的哪些变化,让你觉得意外或欣喜?
有教育者在采访中就表示:“我们拼命想把孩子培养成精英,但问题是,怎样教孩子做普通人。”
我问他,怎样算是教孩子做普通人。
他说:“尊重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绪,鼓励他们寻找普通人的快乐。不要一天到晚说,你只有努力考上很牛的大学才能怎么样。其实你读了好大学也不一定意味着人生就成功了。至于努力,那不就是人生的常态吗,平凡的生活更要努力。活成普通人,其实是比学习更复杂的问题。学习是直线的,一个点,往深里钻就行,而平凡又健康地活着,有无数的点需要父母、学校与孩子一同探索。”
教育的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的集中折射,因此只靠教育界本身难以真正推动教育的改变。
5
结语
表面上,我追踪的是一个班级,但背后,是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小社会,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
所以,追踪这些孩子,也是追问当下:
社会转型太快,我们的教育能够匹配吗?
当物质越来越多地主导生活,孩子们怎样找到自己的方向?
巨变的时代,什么才是他们未来幸福的根本?
这些问题,或许我们暂时还不能给出答案,但也值得我们,用更长的时间去寻找答案。
这样飞快向前的时代,重复执着于一件事,把专注、思考、创新带入其中,是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传统媒体在转型中立于不败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