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阅读时代，10年做一组慢新闻是否值得

一个孩子的升学路，如果从小升初那年算起，经历中考、高考，直到大学毕业，刚好是10年。

2014年六一节，我走近了杭州学军小学六（1）班的47位同学，然后一路陪伴，记录下他们的升学轨迹和求学生活，观察教育和教育背后的社会。之后每年的六一节，钱江晚报都会刊登采访内容，有时一个整版，有时两个版，从未间断。

 

今年，是第9个年头。下半年，孩子们就要升大三了。

 

这群千禧年后出生的孩子，9年前被父母送入同一所小学，而今走上不同的路——我们通过新闻报道追踪记录他们的成长，也想探讨所有家庭要面对的最尖锐的命题：个性与制度、应试与素质、留守与留学、青春期与亲子关系、独生子女与三孩政策。

 

10年，对于宇宙只是眼皮眨动的一瞬间，对于昆虫却是漫长的生死轮回。我们的报道，记录了47个孩子在小学毕业后的不同路径，也提出了对教育的反思——我们的教育，如何匹配孩子的成长？以及，当“唯快不破”依然是主流新闻界的重要追求，这样“静待花开”的慢新闻价值何在？

 

本文试图从报道本身和背后带来的启示中寻找答案。

 

1

为什么是这个班？

 

在杭州，很多家长在得知别人家的孩子在学军小学读书时，往往会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那背后有两层意思：一是羡慕。进了学军小学，就能直升杭州第十三中学，两所都是口碑在外的好学校；二是“嫉妒”。那一带的学区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双优”学区房，是杭州市区范围内平均单价最贵的。

 

教育和房产，象征着当下生活中社会普遍焦虑的两头，也是永恒的热点话题。

 

这些孩子，多数都是2002年或2003年出生。这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世界、融入世界。相较于80后、90后，00后无论三观、审美还是处事风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

 

比如，他们是全球化的一代，却也是在全球疫情期上大学的一代人。他们的高考年，恰巧是新冠疫情暴发的头一年。高考延期，入学也延期，要出国的被迫在国内留学，或是不得不隔离在寝室上网课。往常的大学生，只需要为通过考试而焦虑，但他们不光要通过考试，还要通过无数次的核酸检测。报道记录下他们面对突袭的应对，这是一场比高考更值得关注的考试。

 

同样被记录的还有一群焦虑的父母，他们竭尽全力想为孩子的成长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径，但关于什么是更好，也许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

 

孩子们的父母也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多是60后、70后，经历了典型的中国式成长，对社会和教育的感悟和反思多，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们的举动背后，是整个巨大社会变迁中的一种动向，一种想法，一种焦虑。

 

2

慢新闻的“新瓶”与“旧酒”

 

在追求快速高效的移动阅读时代，花9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做一组“静待花开”的慢新闻，是否值得？

 

这近10年里，笔者身后的新闻业态也发生着巨变。

 

在关于新闻的各种定义中，“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说法是最为流行的。在大众的印象中，新闻也总是越新越快越好。特别是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数字化技术使得对“快新闻”的追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但近年来，“慢新闻”概念在海外新闻界广为讨论，并成为一股新闻思潮，助推了一波具有广泛行业影响的“新闻运动”，业界积极推进创意性实践。

 

对六（1）班的追踪报道，就是多元新闻中一种具有理想气质的新闻实验。它像一部漫长的纪录片，通过对孩子以及他们家庭，还有背后与之共存的教育生态和社会变革的记录，引发对当代教育环境、教育方式、亲子关系、三孩政策等热点话题的思考。

 

在我采访到的故事中，有家长在孩子抑郁了之后，才开始“佛系”，学着发现孩子身上比成绩更重要的品质；有家长嘴上说着让孩子过早陷入金钱世界不合适，却忘了自己每天给孩子灌输的全是被“上进、努力”包裹着的名利观。

 

事实上，“慢新闻”并非全新的理念，早在1920年亨利·卢斯创办《时代》周刊时，就区分了“快新闻”和“慢新闻”。除了报道节奏更慢，投入时间更长，“慢新闻”更强调追踪调查，生产“有深度、有思想”的新闻。

 

比如每当这些孩子完成了小升初、中考、高考等重要的升学节点，都会有读者留言问：升学率怎么样，录取背后的故事呢？而一位一线教育者就说，他关心的不是这个。他更想知道，这些年的成长里，在这些孩子身上，还展现出哪些特质，这些特质又给予他们多大的力量。

 

传统媒体如果能够静下心来以深入的态度、以广阔的视野去描述社会的“画面”，那么这种慢就有可能成为传统媒体应对网络媒体冲击的有效策略。

 

3

学生、家长和我的采写

形成了互动

 

六（1）班47位同学之间有一个特别具有仪式感的约定：从小学毕业那年起，班里的至高荣誉“大力神杯”，从学号1号的同学开始，一个个往下传，每年交接一次，这样他们年年都能相聚。每一年，我都会参加他们的聚会。

 

六（1）班的班级微信群，至今不散，时常热闹。我时而围观，时而也会参与他们的讨论，常常感叹，这个大家庭，真有爱啊。

 

慢慢地，学生和家长会主动和我分享经历，倾述困惑，有时候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高考录取结果出来了，也会第一时间报告好消息。有一年的报道，我邀约几位同学，以自述的形式完成了记录。

 

这背后，有对传统新闻原则的坚守——走出办公室，培养广泛的联系，建立信任，并进行反思实践；也有对新理念的探索——在新闻生产中呼唤受访者或受众合作及参与，打破原有的简单“访与答”“传与受”的关系。

 

学生、家长和我的采写形成了互动，互动在内容生产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会推着你一步步往前走，一步步去观察、思考、追问，一年一年写下去。从某种角度说，我也是被他们带着走的。

 

互联网时代，媒体要争夺话语权，争夺年轻一代读者、争夺未来。只有先主动融入这一人群，然后才谈得上有传播力和影响力。做新媒体的时候，记者就不只是一个内容作者，同时还是一个产品经理，要能知道谁在看，谁在和我互动，黏性在哪里，读者也能由此 “代入了他人的生活”，以他人的经验、智慧，丰富自己的内心，或是得到一些反思。

 

教育与老百姓的生活关系太密切，其中的优质资源又那么稀缺，那些富有竞争力和附加值的信息显然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而能给人启发的观点，更是有效的内容。

 

4

报道，不是传递焦虑，

而为化解焦虑

 

在这些年的追踪报道中，一开始，作为教育记者，我会重点关注孩子们的升学选择，公办还是民办，保送还是应考，中考考了几分，考上了哪里？

 

但殊途，有时也会同归。比如，初中分别进了民办和公办的老同学，高中又坐进同一个班。一次，在和前学军小学校长，现任西湖区教育局书记、局长汪培新交流时，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结果一样，那么收获呢？在他看来，成绩只代表当下，不指向未来。

 

我在之后的随机采访中，都会问孩子同一个问题：过去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再问家长，孩子的哪些变化，让你觉得意外或欣喜？

 

有教育者在采访中就表示：“我们拼命想把孩子培养成精英，但问题是，怎样教孩子做普通人。”

 

我问他，怎样算是教孩子做普通人。

 

他说：“尊重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绪，鼓励他们寻找普通人的快乐。不要一天到晚说，你只有努力考上很牛的大学才能怎么样。其实你读了好大学也不一定意味着人生就成功了。至于努力，那不就是人生的常态吗，平凡的生活更要努力。活成普通人，其实是比学习更复杂的问题。学习是直线的，一个点，往深里钻就行，而平凡又健康地活着，有无数的点需要父母、学校与孩子一同探索。”

 

教育的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的集中折射，因此只靠教育界本身难以真正推动教育的改变。

 

5

结语

 

表面上，我追踪的是一个班级，但背后，是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小社会，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

 

所以，追踪这些孩子，也是追问当下：

 

社会转型太快，我们的教育能够匹配吗？

 

当物质越来越多地主导生活，孩子们怎样找到自己的方向？

 

巨变的时代，什么才是他们未来幸福的根本？

 

这些问题，或许我们暂时还不能给出答案，但也值得我们，用更长的时间去寻找答案。

 

这样飞快向前的时代，重复执着于一件事，把专注、思考、创新带入其中，是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传统媒体在转型中立于不败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