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罗伯特·E.帕克的符号互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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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罗伯特·E.帕克的符号互动论

 

作者｜郑忠明

 

内容提要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理论区隔加剧了传播研究领域的碎片化，传播学科亟需寻找整合性理论，从而能够解释当今数字媒介环境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彼此勾连互嵌的现实。论文作者认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从现代社会传播结构的纹理中寻找良好社会秩序的路径值得关注，尤其是他被后人忽视的符号互动论最具潜力，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阐释和经验研究。基于空间临近与非空间临近、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的区分，帕克的符号互动论隐含四种传播类型：个人化人际传播、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个人化大众传播、非个人化大众传播，四种传播类型编织出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

 

关键词

 

符号互动论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公共生活 大众个人化传播

 

正文

 

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言，社会不仅仅凭借传递与交流才能持续存在，而且可以说就存在于传递与交流之中。杜威提出了“传播构成社会”的命题，不同传播类型构成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传播研究因此可以回应社会关系结构性变革的大问题。数字媒介正在重构传播类型，也在重构社会关系，如何将各种传播类型重新概念化继而构建整合性理论，于数字媒介时代的传播学具有重要意义。

 

传播学若要构建整合性理论，首先必须直面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研究领域的历史区隔。研究媒介的学者与研究社会个体彼此如何交流的学者长期存在分歧，导致彼时学术期刊纷纷痛陈“传播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M.Rogers）等人曾坦言“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错误区分”，试图架设两个研究领域的桥梁，却未能提出整合性理论。当今数字媒介技术消解了以媒介划界的传播研究领域，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历史区隔又重新受到研究者关注。此类研究采取不同策略，或者分而治之，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外建构并概念化数字媒介时代孕育的全新传播类型；或者合而治之，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提供全面且富有野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此类尝试尽管价值甚大，但全新的概念或整合性分析框架皆需经受漫长的时间考验。本研究以为，传播学界更应该重返经典理论寻找整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理论资源，因为经典理论经受过各种思想路径的检视与批判，更具生命力。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区隔，一方面可追溯到核心概念从“communication”到“mass communication”的时代变迁，一方面又可追溯到两个研究领域在历史、学科、政治、思想逻辑等方面的差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曾经一度在大众传播世界重新发现了“人际影响”。卡茨曾言，这一发现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它是重新链接传播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重要一环。然而，哥伦比亚学派大众传播理论范式过于偏好静态社会结构中的信息流动过程，人际传播变成大众传播模式的“中介变量”，用来证明大众传播弱效果，继而构造出“两级传播”，满足大众传播时代参与式民主的想象。此种线性思维的传播模式，十分有利于变量社会学范式和因果关系的科学分析，却与杜威“传播构成社会”的命题志趣迥异。芝加哥学派认为，人类心灵、自我和社会都是交流的结果，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不只是在社会空间中线性勾连，而且参与到心灵、自我与社会的形成。

 

本研究认为，若要寻找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性理论，芝加哥学派突破了线性思维，更具社会学想象力。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曾言：“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回到芝加哥学派“communication”概念未曾断裂的起点，理应可以找到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思想，其中，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最具潜力。然而，纵观芝加哥学派，杜威散发着玄妙的传播哲学，无法在符号互动论经验研究上给予更多启示；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将人际传播的“镜中我”与“初级群体”扩展到大众传播，显然混淆了空间邻近与非空间邻近的传播不同性质和功能；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论原本最具理论潜力，但他对人际传播浓墨重彩，对大众传播轻描淡写；尽管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横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分析，但其重新阐释的符号互动论却更受人际传播研究领域关注，未能真正构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性分析视野。

 

相比之下，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的符号互动论不仅同样意涵丰富，而且独具特色：（1）符号互动论的规范思想。帕克的符号互动论隐含了四种传播类型：个人化人际传播、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个人化大众传播、非个人化大众传播，帕克试图找到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互影响的合理机制，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寻找思想路径；（2）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第一次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相互影响过程提供了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样本。

 

一、帕克的互动观：超越人际传播

 

芝加哥学派的互动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对此十分清楚，“布鲁默十分正确地将米德归为‘互动论者’。尽管如此，米德对于‘互动’（interaction）一词的使用并不符合正统方式，杜威也一样。互动一词在他们作品里出现时，与‘调和’（accommodation）、‘适应’（adaption）诸如此类的词同义。这种‘互动’概念涵括的范围，远比布鲁默的面对面行为宽广。对于杜威和米德来说，各式各样的实体，从原子、细胞到社会成员，既在自身内部有所互动，也与所处环境有所互动。这种高度一般化的对于互动的理解，有时候似乎像是一种形而上学设定，暗示着杜威与米德运用互动比喻并不源自面对面行为，而是对达尔文进化论中适应观念的实用主义解读。”所以，米德把人类行动者与事物的关系也纳入互动范畴，诸如“采纳一把椅子的态度”。特纳没有提到帕克的互动思想。有学者注意到，“对于休斯和帕克而言，互动概念不只是指代一组具体现象的常识概念，而且是一个构造性概念，包含了一种基本假设，认为社会成员被系统性的相互影响联结在一起，正因为这种性质，社会是一个过程。”

 

帕克曾明确表示：“社会互动不只是空间和身体上的接近。社会接触和社会力量尽管比较轻微，却和物理力量一样真实。众所周知，行业多由个人竞争决定；萨姆纳所谓的内群（in group）和我群（we group）的团结通过与外群（out group）或他群（other group）的冲突决定；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和社会位置由他和内群其他成员的关系决定，最终也由他和外群成员的关系决定。这些是对社会互动和社会过程的具体描述。个体是部分，社会是整体，却不同于微粒构成垃圾堆。”帕克和博格斯合编的《社会学科学导论》这本“绿色圣经”让互动概念流行。帕克声明：“互动不是常识概念。它是人类智力长期反思的结果，人类一直努力解决一和多的关系，解决差异中如何实现统一的古老问题，力求在物质变化和社会事件明显的混乱中找到规律和秩序；力求给宇宙、社会和人类行为找到解释。”所以，帕克承认：“互动概念是一种抽象，离普通人经验如此遥远，以至于好像对科学家和哲学家而言才发生互动。”科学家为了预测和控制外在世界，把外在世界还原为“要素”（elements）和“力”（forces），一旦“要素”和“力”的观念得到认可，互动概念的产生就是逻辑的必然发展。

 

尽管互动概念源于物理学机械论体系，帕克将它用于人类社会研究时并没有照搬物理学机械论，人与人之间尽管可以想象为力的作用（行动），显然不同于原子间力的作用，人的行动是“受管理的行为，态度表明并决定行动的方向”。因为态度可以传播，所以，人们通过了解彼此态度知道彼此的行动方向，就会调整各自的行动方向，最终就会达成集体行为。帕克通过将“可传播的态度”引入社会互动，摆脱了机械论的相互作用，变成情绪、情感和符号互动，所以，帕克明确把传播视为社会互动的媒介，从而使社会互动这一形而上的概念与各种传播的具体经验现象建立联系。

 

社会接触（social contact）是理解帕克符号互动论的关键概念。帕克提出的竞争、冲突、适应、同化四种社会互动中，只有竞争是没有社会接触的互动，社会接触限制并控制冲突、适应、同化过程。各种传播媒介在时间上将社会接触延伸到过去和现在，在空间上促成流动性（mobility）扩大社会接触。帕克同时强调，甚至在常识中，社会接触也超越面对面关系，扩展到包括各种传播形式连接的范围，诸如语言、信件、印刷品、电话、电报、收音机、电影等。所以，“虽然社会成员彼此空间上分离，但可以通过感知和思想的传播在社会意义上彼此接触，或许因此就可以产生集体行为。”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意识到：“帕克捕捉到了非面对面大范围互动的特征。因为他对市场和交换以及对运输和传播感兴趣，比同时代社会学家更清晰理解大规模现代社会的构成要素。这种生态要素扩展了互动范围，超越面对面和小社群。”

 

正因为帕克的社会互动超越面对面世界，使他可以在更广阔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彼此交织的社会空间中分析符号互动过程。学者普遍认为，帕克等芝加哥学派学者怀念传统乡村民主，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力量重新恢复过去面对面交谈的社群生活。然而，“帕克的著作不是表达对村庄环境的乡愁，而是努力理解经由城市化调节的社区具有的意义”，“尽管帕克强调文化的空间基础，他同样看到了交流和社群所需的超越空间的手段”，“新闻发挥双重作用，促进本地区域交流，并且将个人和群体整合进更广大社会。他援引移民报刊的功能举例说明”。

 

二、帕克符号互动论的规范思想：四种传播类型与良好社会秩序

 

帕克构建了诸多成双成对的概念试图捕捉对比鲜明、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诸如生态秩序与社会秩序、共生与社会化、经济与传播，继而衍生出其他成对的概念，诸如初级（primary）和次级（secondary）接触、个人（personal）和非个人（impersonal）关系、传播的表达（expressive）和指称（referential）功能等。社会接触上表现为初级与次级接触。空间距离上表现为临近与非临近的关系。人格和角色上表现为个人与非个人关系。传播功能上表现为表达与指称关系。帕克表示，初级接触是亲密的面对面互动；次级接触是外部更大距离的互动。初级接触有两个领域：亲密接触领域（包括家庭、爱人、亲密友谊、交际朋友等渴望回应的关系，这些关系培育人性和个性）和熟悉领域。村庄是初级接触的自然区域。城市是次级接触的社会环境。初级互动中，个体彼此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交集，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所有事，行为标准绝对，社会控制无所不能，家庭和个体地位固定。次级互动中，个体彼此生活只有一两处交集。城市中个体匿名，行为标准相对变化，旧的初级控制消失，新的次级控制手段粗糙无效率，家庭和个体地位不确定，伴随社会规模增大和缩小发生突然变化。

 

帕克虽然常用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统括各种传播类型，但其思想中各种成对的概念逻辑上必然会区分出不同的传播类型。如果将帕克社会互动中“空间距离关系”与“社会控制关系”作为两个坐标，那么，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概念视角下，空间临近与非空间临近、初级控制与次级控制就构成了四种传播类型：个人化人际传播、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个人化大众传播、非个人化大众传播。

 

本研究构造出四种传播类型的概念，是为了让帕克的大众传播思想与他《城市》一书描绘的各种群体类型建立关系，从而更清晰构造帕克思想中原本具有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彼此影响的整体性分析视野（如图）。实际上，在帕克符号互动论思想中，不同传播类型的相互影响机制，与如何构建良好社会秩序密切相关。

 

 

帕克明确表达了良好社会秩序的模式：“我们所有人正式共享的各种形式的社群和文化活动长期以来被职业人士接管，大多数人不再是行动者，而是旁观者。正如普通人在职业政客的影响下只不过是纳税人，因此普通人就被社会机构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在城市生活中我们之所以渴望新奇和激情，部分上源于这一事实：在城市生活的人工条件下，我们被剥夺了表达兴趣和能量的自然渠道。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依靠社会机构，还有教堂、剧院、政治和沙龙——所有机构都在竞争我们的闲暇时间——这些机构是个体在与他们相关的制度生活中重获个人参与感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就实现了民主。所谓民主参与，无论实践上还是想象上，都是参与到社群共同生活中。”“历史、文学和更广阔的生活经验解放了我们，容许我们可以移情地进入他者的生活和兴趣世界；它扩展了公共舆论而不是暴力实施控制的领域。”“政治控制领域因此得以扩展。它意味着共同生活世界民主参与的扩展。”这种民主参与的理想公共生活显然无法从传统社会理论中找到答案，而是需要新的理论范式——符号互动论。

 

帕克回应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市场理论。他认为，社会学不是经济学，社会比市场更复杂，“不是劳动分工而是社会控制的事实塑造了人类社会。换句话说，不是男女个体在一个人类栖息地边界内无意识竞争和协作，而是凭借言谈以及一套共同的符号和意义使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参与到一个共同目标和共同生活中，使人类本性和人类社会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独特之处。”尽管帕克不同意市场等同于社会的思想，但他还是保留了市场秩序中自由和理性人的价值，并试图用一种符号互动的社会秩序规范市场秩序，也就是后来帕克进一步概括得出的两种秩序——经济与传播。

 

帕克在斯密的市场思想中进一步注入了自己的思考，在芝加哥城市实验室中思考个体自由和理性问题。帕克寄托于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由三种力量推动：交通运输、信息通讯和群体区隔。交通运输促进空间上的身体移动，信息通讯促进跨越时空的经验流动，“人口流动不仅依靠交通，也依靠信息交流。教育和阅读能力的普及，以及货币经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各种利益，都使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情感减少了，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人的流动性。”群体区隔构造了城市中各种道德区域，“城市变成了由若干小世界构成的马赛克拼图，小世界之间虽相互接触，却毫无渗透。”人们可以在这些道德区域之间自由流动而不受传统观念束缚，新奇、刺激、冒险和肤浅的关系造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帕克认为，假若思维是对环境的调整和适应功能，那么，社会流动性通过引发变动和调整可以更新思维。帕克确认了城市生活与科学理性心智的关联，“当人类关系网变得更为广泛，流动性增加，个人关系越来越偶然、混杂和民主”。“次级接触领域相对而言是非个人的、正式的、规约化的。正是在这个社会生活领域，个体与此同时获得了初级群体中被否认的个人自由和追求卓越的机会。”“理性和反思都是城市的产物。”大众传播促进社会经验广泛更新和流动，报纸报道“只要能够导致变动和调整，就有了新闻的特征”。然而，市场也在摧毁社会关系纽带，个体因为不断流动，彼此偶然相遇却缺少了解，无法形成稳固的传统和文化。可以说，市场竞争构造了一个“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无法形成具有共识的社会。

 

持续流动的个体走到一起并不能创造社会，譬如，“流动工人”（the hobo）起初挣脱了家庭和邻里束缚，此后则与所有团体形式断绝联系。他们不仅是“无家可归的人”，也是没有事业，没有国家的人。“迁移”（流动性）确立了社会的真正本质，而“定居”（稳定的区位和功能）则使社会长久存在和发展。“定居维持了人际间交流与沟通，而只有通过交流与沟通，我们所说的动态平衡的社会才能维持。”“人类所有交往形式最后都依赖于区位和当地交往。现代社会独有的交流工具如报纸、广播和电话，都只是为了既维持社会团体稳定的区位与功能，又保证个体最大可能的流动性与自由。”这种社会动态平衡模式显然包含了帕克曾经简要勾勒的经济和传播的双重机制，分别代表了社会中的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如何才能让竞争市场中流动的个体获得稳定的区位和功能？如何才能让个体摆脱“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寻找到自己的群体和文化归属呢？换言之，城市中陌生的原子化个体如何重新结成多样化的团结社群？这是公共领域的核心问题。

 

帕克在回应斯密的市场社会时，也在回应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冲突社会。帕克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冲突思想中找到了社会得以形成的整合机制。帕克发现，流动性带来的竞争依然只是自然秩序，而冲突才是社会秩序。在冲突情境中，经济竞争，为生计而斗争，往往变成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斗争。社会冲突分析，是帕克符号互动论的创新。特纳曾指出：“米德的自我是在完全一般化的逻辑中形成，库利甚至在最世俗的社会中依然坚持初级群体的重要位置，而托马斯依赖一种挫败理论。但是，帕克在文明中发现一种自我意识。”冲突加剧的自我意识，能使詹姆斯所说的“人类盲点”中可能逃脱理性批判和阐释的情感和态度进入清晰的自我意识世界。所以，冲突虽然导致严重对立，但冲突中的个体和群体彼此之间因此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意识不过是一种环境变化后的再适应事件。只有发生冲突的地方，行为才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只有此时才有理性行为的条件。

 

帕克的社会学更关注群体冲突，帕克的符号互动论也就非常适合描述群际间互动层次。群体冲突有利于形成清晰的群体意识，因为外部攻击有助于迅速建立一个群体的内部团结，“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对抗居于多数地位的种族和民族那般让少数种族和民族建立起纪律和秩序。”“犹太人、黑人和日本人的移民社群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与美国人的冲突都十分严重，以至于在各自社区中都形成了一种新的种族认同感，以及一种由共同事业而产生的团结。正是每个人所抱有的有关共同事业的情感和观念决定着其群体效能。”这种群体冲突如果发生在人际传播世界，有时候非常微妙，譬如外在肤色不同会形成种族意识。这种清晰的群体意识反过来会加固群体中个体的自我观念，因为个体自我观念总是或多或少准确体现了他在一个或更多社会群体中的地位。个体会通过群体冲突意识到自身利益，继而积极参与到群体生活中。这种参与共同生活的渴望，这种个体追求公共存在的渴望，既体现在历史记载中，也体现在报纸记载中。地方报纸微不足道、喋喋不休的地区记载，大部分记录的是男人和女人在某些族群、宗派、邻里或家庭中寻求空间和位置的冲突。公共舆论则是冲突的理性形式，引入了理性和事实控制，所以公共舆论被帕克视为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渠道。

 

冲突不是社会常态，适应使表面冲突得以隐藏，人们因此可以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地位通过社会各种组织赋予个体的角色具体化。个体在不同群体中变换的角色就是个体动态变化的社会地位。因此，角色赋予个体相对稳定的区位和功能，社会因此通过个体对不同群体认同获得的多重角色实现对个体自我的控制。许多学者已经发现，角色概念是帕克对符号互动论的重要贡献。帕克认为，person这个词最初意义之所以是面具，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它反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总是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扮演一个角色。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彼此；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自己。角色，或者说面具，是我们“更真实的自我”（a truer self），面具最终成了我们人格的构成部分，成了我们的第二本性（the second nature）。我们作为个体（individual）来到世界上，获得角色（character），成为人（person）。帕克所说的个体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如何形成个体自我观念和人格这一过程，为符号互动论开辟了经验研究的方向，这是对米德自我概念的发展。

 

当社会区位和功能稳定后，斯密的市场社会和霍布斯的冲突社会就进入适应阶段，当人们找到了群体归属，确立了社会地位和角色关系，形成了自我观念，由此才可促成更广泛的同化过程。希尔斯曾言：“如果竞争是完美的，社会只剩下完美的市场，人们不会把彼此视为种族、宗教信念、民族、社会地位、亲人等特定‘指涉物’（referents）的承载者，相反，他们彼此面向价格并且把其他人仅仅视为特定价格‘指涉物’的承载者；如果适应是完美的，人类之间不会产生关系，彼此不会有接触从而相安无事；如果冲突是完美的，人类就会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境况。帕克清楚意识到以上极端情况都不会存在于人类社会。”“从适应到同化的转变是帕克最富于原创性的洞见。”“帕克比齐美尔对社会有着更深刻的见解，齐美尔认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互动，对齐美尔‘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帕克的回答可能是，因为存在同化现象。”

 

帕克在杜威的传播思想中发现了个体如何构成社会的粘合剂——共识，它的高级阶段就是传播的最理想状态——同化，尽管帕克意识到同化不可能完全实现，但社会需要通过符号互动过程形成最基本的传统和共识。杜威曾说，在所有事情中传播最为奇妙。因为交流的果实可被共同参与且共同享受，这是一个奇迹。帕克认为，杜威所说的传播，不只是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相互刺激（inter-stimulation），传播是一个过程，凭借这个过程，个体给另一个体传递一个经验，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中，这些个体获得一个共同经验。被传播的经验，已经不再是传播过程中任何一方原来的经验。大众传播同样发生着这种经验的转变和创造，“让一个事件出版或者给予它公共性，就使该事件不同于出版之前，而且，被出版的事件同样不同于出版所面向的个体头脑中呈现出来的该事件。”这种共同经验成为一种公共存在的基础，借此，每个个体或多或少参与其中，他自身也是其中一部分。进一步，作为共同生活的一部分，会生长出一套风尚、习俗、传统、礼仪、语言、社会仪式、公共舆论，简而言之就是文化。这种文化得以存在，本身就是帕克所说的民主参与。正是因为符号互动过程中彼此假定对方的态度，修正自身的态度，传播因此创造了一个道德世界，“个体所有行为都被其同伴的姿态和意图所期待、核查、阻止或修正。”

 

传播创造的共同世界，超越了个体和群体视角，形成广泛共享的文化视角。当米德谈到“概化的他者”，不是指人，而是指共享的视角。“共同视角是共同传播渠道的产物。”因为视角是传播的产物，人们的参照群体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参照群体或许是想象的，这种群体可以是历史上的，也可以是抽象的。那些并没有直接在现场的受众也同样会带来社会控制，故而，参照群体概念在研究大众社会时很重要。参照群体“或许通过阅读、戏剧、电影、视觉和表演艺术以及通过其他文化媒体激发间接感受到以及扩展的经验而逐渐变成想象的和抽象的”。帕克始终相信，大众传播世界同样促进了人际传播世界“概化的他者”视角，报纸使城市居民发展出“采纳他人角色”的能力，作为邻里的陌生人由此会发展出相互理解和共同的社会情感。他感觉到，甚至最偏狭的报纸也能通过传播“概化的他者”和共同的“情境定义”把读者整合为更大的社群。正因为大众传播能够带来非个人化视角，所以，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更为有利于构建一种超越空间的群体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因为大众传播创造各种概念，人们通过共享这些概念而共享意识。有学者指出：“阶级意识的产生并不是固有的，也不是从每日阶级经验中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概念特别是通过每日各种政治话语形式的再生产习得。”凯瑞也认为，在形成认同和价值边界方面，大众传播媒体比面对面互动更重要。

 

但是，大众传播世界依然有诸多不足，帕克需要进一步改进它，让它既能发挥非个人化潜力，也能够发挥个人化潜力。帕克在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那里找到了“表达”和“指称”两种功能。报纸上的新闻显然承担了大众传播的指称功能，因为新闻具有紧迫性，需要人们立即采取行动；报纸上的人情味故事、文学和艺术则承担大众传播的表达功能，因为它使人激动，激发想象力，深刻地影响情感和态度。新闻使人们有机会摆脱人际传播世界的控制，“通过分散和转移注意力，减少紧张，通过使人们同更大的世界接触，而不是同直接的公众接触，鼓励他们脱离有限的小圈子并自主采取行动。”新闻报纸作为客观记录的档案，超越个人兴趣和爱好，创造一个“非个人化大众传播世界”，“报纸独特之处在于，可以选择某些生动有趣或富于浪漫色彩的事件，作为某一类现象的象征性代表，不过，并非这些事件或人物本身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它们能表达人们普遍倾向和兴趣。因此，新闻不再只是个人的，而是有了艺术形式。不再只是对每个个体所作所为的记录，而是对风尚、民情与生活的非个人化描述。”

 

“个人化大众传播世界”由表达情感和态度的人情味故事、文学、电影等构造，它能够让人们通过移情和想象进入彼此生命中从而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帕克认为，就算是亲密的家庭成员都未必能够通过面对面互动实现彼此理解，反而是依赖于个人化大众传播形式才能实现更深入理解，“男人和女人通过经验对彼此有很多了解，但是他们——在彼此理解以及能够交流的意义上——从文学和艺术中了解得更多。事实上，正是文学和艺术以及学术圈描述的人文学科给了我们彼此个人的内在知识，它使社会生活更亲切，促成集体行为。”因为文学和艺术，特别是电影艺术，不局限于时间和地点，才能超越特定时空群体产生深刻的文化影响。新闻带来文化扩散，而剧院和电影则促成文化濡化。“相比新闻报刊的主题，电影的主题更接近普通人的兴趣和理解。”概而言之，“非个人化大众传播世界”通过其指称功能对抗人际传播世界的意见领袖和权威，让人们自主思考和行动，促成公共经验和公共理性；“个人化大众传播世界”则通过其表达功能，使不同群体实现移情和想象，继而形成不同群体中个体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

 

然而，大众传播世界终究需要依赖“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才能构造良好社会秩序，帕克寄希望于各种本地“社群意识”的形成。帕克曾言：“我们的政治体制建立在‘当地社区是地方性政治单位’的假设上，即如果当地社区被组织起来，了解自己的地方性利益，并且有自我意识，那么民主政治一定会繁荣。”这就要求重建地方社群并且创造“社群意识”。因为社群意识作为集体心灵能够指引社群有机体的共同行动。所以，帕克提出如下研究问题，社区是否培养了其社区意识？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能稳固地基于本地区域？

 

使社群同其他社会集合体区分开来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不是人而是组织。所以需要建立各种可以让社区中的个体参与到共同生活的机构，诸如教堂、学校、户外玩耍场所、公共礼堂、当地剧院、工商企业等皆为此类。帕克相信，学校、工作场所、工会、社区服务之家、教堂、政治俱乐部乃至男孩帮派都是培养个人关系和个人友谊的人际传播世界，帕克称之为“伟大的道德溶媒”（the great moral solvents），这些小的人际传播世界能够让人们发现彼此值得尊重的情感、品味、兴趣和人类特质。所以帕克要求学生思考在城市中如何恢复初级群体，如社会中心等，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如何恢复初级接触等。帕克在移民社群中找到了理想社区的样本。犹太人、黑人和日本人的移民社群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形成了一种由共同视野产生的团结，“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在熟人社会中生活的移民社群可以视为我们自身社区的模范。”“我们要做的是鼓励人们在他们村庄中找寻上帝，并关注他们自己邻里中的社会问题。因而，这些移民社群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帕克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尽管被传播学界视为大众传播经验研究的经典，但学界往往因其经验研究方法的原始粗陋而低估了其学术价值。尽管罗杰斯清楚地看到，帕克在这本书中回答了移民社群人际网络和移民报刊大众传播如何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机制，但罗杰斯显然同样忽视了这本著作隐含的帕克符号互动论的思想框架。

 

倘若我们将帕克这本著作放置于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视野中，放置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如何相互影响从而构造移民社会生态及其文化冲突的问题域中，那么它是史无前例的开创性研究。对传播学的贡献而言，这本著作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作为整体加以分析，突破了大众传播范式。对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贡献而言，这本著作首次将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范式用于经验分析，是杜威、米德、库利、布鲁默等人未曾作出的贡献，在更广泛的社会尺度上，符号互动论因此超越面对面的社会关系分析，在移民世界的经验分析中展示了一幅现代文明演进的画卷。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得出的结论反常识。不同语言的移民报刊塑造了各移民群体清晰的民族意识，让美国各界十分恐惧，它引发了人们对移民群体是否忠诚于美国的担忧。帕克对此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移民群体要融入美国大社会，必须先经历中间阶段——移民群体自身文化和知识的保存、移民群体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形成。因为移民群体的稳固团结本身就是对移民个体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的机制。如果移民个体进入美国最终组成了各种“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反而会加剧社会失序。研究帕克种族关系思想的学者芭芭拉（Barbara Ballis La）称之为“种族悖论”（ethnicity paradox）：移民群体及其内部独立的组织机构提高了移民在更广泛的美国社会竞争资源的效率，这些独立组织最终会更好地整合进主流机构中。帕克由此指出了移民群体实现民主参与的道路。因为正是参与，而不是屈服或遵从，将外国出生的各民族移民变为美国人。帕克认为，当移民群体不愿意参与到美国社会合作行为和政治生活时才会危害民主。移民群体如何实现民主参与呢？移民社群的人际传播与移民报刊的大众传播又如何相互连接？

 

1.移民群体通过语言构建起社会边界。这一思路清晰体现了帕克的符号互动论。不同语言确立了不同群体的传播边界，就算是同一语言也有内在差异，同样造成了同一语言群体不同的传播世界。帕克指出：“我们大部分人使用的语言有两套词汇表。一个由惯用的、个人的和有表现力的词语构成。这是日常用语，狭义地解释就相当于母语。另一个由更正式、更准确但缺乏表现力的词语组成。”帕克同样在语言中运用了个人化和非个人化两种性质的区分。“书面语和口头语、学校和市集语言都有清楚的区分，每个人都能看到区别存在，很少人能感知到这种区别的程度，或者明白其重要性。”人际传播世界主要是一种口语世界，大众传播世界却是一个书面语世界。口语交谈的世界与书面语阅读的世界，有时候鸿沟如此巨大，以至于交谈和阅读可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所以帕克才会说，在城市，说话与阅读同样重要。因为说话和阅读构造了人际传播世界和大众传播世界的边界。人际传播语言（口语和方言）会造成对大众传播语言（书面语）的抑制，使大众传播很难与人际传播构成互动的整体。譬如，“推行一种异于家庭和本地社区的外来语十分困难，早在1824年就在基督教知识宣传协会的理事报告中指出了。”

 

正因为人际传播使用村夫语言，大众传播使用知识分子语言，同一语言群体同样存在巨大的知识鸿沟。帕克把人际传播世界的重要沟通媒介——人际方言——作为现代知识普及的工具，而移民的方言报刊成为这种现代知识普及的媒介。帕克认为，如果移民群体的传统断裂，又没能融入新文化，移民个体就会智识退化。现代传播工具和交通运输好似要消灭所有小语种和方言，结果并不如预期所料，因为这些所谓阻碍世界语言统一梦想的小语种和方言的复兴，提供了这些语言群体接触现代思想和文化的知识媒介。乡村人群支持保存农民语言的运动，不仅经历着语言复兴，而且经历知识觉醒。移民报刊因为保存了移民群体的语言，它是恢复传统智慧的工具，最终它也是接受现代思想的工具。在帕克关于心灵的阐述中，机构组织和书籍都是客观化的心灵，鲜明地体现了符号互动论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移民报刊构成了移民群体的“集体心灵”，它指引移民群体集体行动。

 

2.移民群体因为获得了集体心灵，故而可以凭借集体心灵实现对“现实情境的集体定义”，形成对美国共同体的集体想象。移民进入美国，与陌生人混杂生活，构成了一种“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移民遇到如此陌生环境，开始在传统记忆和经验中寻找亲切感，非常依赖拥有共同记忆、语言、传统文化的“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移民报刊作为共同语言和传统文化的保存工具，使移民与他们的共同体——主要是他们的族群——当下思想和事件建立联系。进入特定移民群体这一“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以及凭借移民报刊这一“非个人大众传播世界”，移民由此获得了对“现实情境的集体定义”。不仅如此，移民报刊引发的符号互动进一步形成移民群体多样化的人际传播网络，包括教会、学校、互助团体等。通过移民群体各种人际传播网络，移民逐渐发展出“概化的他者”，凭借这种视角想象更大的美国。“比起本地出生者，也许移民更成功之处在于：意识到要在美国保存他们的语言和理想，在家庭和社区中复制祖国的文化氛围。这种成功的一个例证是，移民在这个国家经常遇见讲他自己语言的人，所以就假定美国居民是他自己种族的人民构成的。”

 

移民报刊为移民提供的“现实情境的集体定义”，实际上是发展了威廉·托马斯（W.I.Thomas）“现实的情境定义”。所以，移民必然会依据其种族视角阐释美国社会。报刊的这种“情境定义”是一种实用功能，它进一步促进了移民群体内部产生出各种满足移民实用需求的组织。芭芭拉概括了帕克赋予移民组织的五个基本功能：实践需求、统觉团（apperception mass）、自我评价和社会地位、社会控制、适应机制。解决实践需求的各种移民组织包括：膳食寄宿处、轮船代理公司、劳务承包商、地产代理机构、互助福利协会，为那些尽管来自不同民族但却知名的“小意大利”、“布拉格”、“汉堡”、“皮尔森”、“波罗尼亚”等地区的波兰人、波西米亚人、意大利人、东欧犹太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提供服务的银行。移民的“统觉团”包括移民个体记忆中储存的所有过去经验的意义，当移民接触美国社会的新经验时，新经验同移民过去传统经验的意义产生联系而获得新的意义。移民社群中的组织机构和意见领袖扮演着让移民与更大世界沟通的角色。因为移民报刊紧密地与各社团联系起来，移民报刊也获得了惊人发展。

 

3.帕克将移民报刊的市场竞争和生存斗争视为“非个人化大众传播世界”形成的推动力，当移民报刊通过生存竞争而发展为商业性报刊时，移民报刊改变了语言，扩大了符号互动的范围，同时又在个人化和非个人化两个维度服务于更广泛的移民群体。在移民报刊的生存斗争中，商业性报刊，也就是旨在赚钱的报纸将会成为赢家。商业性报纸需要捕捉和聚焦公众注意，公众因此有机会对报界形式和内容实行控制。许多移民报刊成为发行广泛的商业性报刊，而非意见报和宣传报，这种结局是报刊经营者原本无意变成的东西。帕克称这个过程是报刊的自然史，一种超越特定报刊创办者个人主观意愿的自然演进过程。帕克认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可突破不同语言构建的符号互动边界，促成更广泛的互动。首先要接纳美国语言。因为“在美国，无论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差距多大，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语言差异要小”。“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扩展和完善艺术方面做出如此真诚努力，不仅体现在印刷，还体现在出版和公共宣传方面。不仅报刊的文字更简单、直接和尖锐，比任何国家都接近市井语言，而且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也在稳步下降……”在美国报业市场竞争中，其独特的新闻业理念也造成了移民报刊理念的改变，移民报刊越来越服务于移民群体的实践需求（指称功能）和情感诉求（表达功能）。“主编所做的第一个让步就是文体和语言。其他让步包括刊登本地方言诗歌。用廉价小说和高调社论填充报纸，使用双倍行距便于阅读。越来越关注新闻戏剧性和读者感兴趣的生活内容，如警事新闻、劳工新闻和本地闲话。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移民共同体内部的冲突取代欧洲报刊上的政治讨论。”口语世界与书面语世界由此连为一体，一个更大的移民群体公众得以形成，他们参与到美国民主生活中。在美国，“外文报纸读者定位的普遍下调已经创造出了一个由那些在原籍国很少或从不阅读的各民族人们组成的公众。”报纸和杂志如果拥有巨大发行量，本身就表明了报刊书面语接近口语，同时也表明了人际传播世界与大众传播世界可以共享同样的语言和论域，共享同样的意义。

 

如果说各移民报刊保存了移民群体旧时记忆，那么它同时开辟了通往新经验的途径。仅仅需要定居和受雇，移民就会对美国事件、习俗和观念产生兴趣。外文报刊必须刊登美国新闻满足读者需要。为了“过日子”，移民需要熟悉这些东西，个人兴趣快速转变为对美国的普遍兴趣。外文报纸主编们宣称，他们的报刊不仅传播新闻帮助移民融入美国环境，而且是向移民翻译和传输美国方式和美国理想。经过通俗报刊洗礼，“社会主义报刊不再只是教条主义者的喉舌，还成为一种文化工具。所有个人的、人类共通的、实际的问题都在社会主义报刊各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普通人生活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文学和新文化。”外文报刊就不知不觉地成了美国化的动因。帕克认为，如果移民主编和读者们了解到他们的报纸被其他语言群体的人阅读，如果美国对报纸说的内容感兴趣并考虑它的意见，那么就建立了一种控制手段。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帕克的这种社会控制，根本不是政治控制，而是一个符号互动过程，一种态度交换，一种符号意义交往建构起来的道德秩序，一种非外力强制干预而是个体自我有意识地参与共同生活的过程。

 

四、结语

 

黄旦认为，符号互动论对 “communication”的定义和赋予的意义促使我们重新追问传播研究的本质，为修正混乱的社会现状、重塑共同文化、重建真实协调的人类关系提供价值。本研究回到帕克的符号互动论，不是思想史怀旧情结，而是为数字媒介时代重建的人类关系寻找传播研究的思想潜力。

 

（一）不同的传播类型与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

 

帕克思想中隐含的以传播类型透视社会关系性质的思想值得借鉴。个人化人际传播、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个人化大众传播、非个人化大众传播，这四种不同性质的传播类型构成了不同的社会互动关系。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数字世界不同性质的传播类型？这些不同性质的传播类型又如何相互影响？我们如何利用不同的传播类型构建数字世界良好社会秩序？又如何对不同传播类型的相互影响进行经验分析？

 

数字世界不再以某种媒介技术划定传播类型的边界，也不再以地域空间划定传播类型的边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像帕克那样，依据数字世界中全新的社会空间关系划分传播类型并由此发展出不同的传播概念范畴？显然，有学者认为这是可行的路径，并通过“大众个人化传播”（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这一全新的分析范畴为此作出了有益尝试。那么，新型的“大众个人化传播”如何与数字世界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相互配合构建数字世界良好社会秩序？这一问题对于传播与社会秩序的规范思想提供了一个方向。

 

帕克概念化传播与社会关系类型，是为了回应彼时的社会问题，构建理想的公共生活，让失落于城市机械丛林中的个体找到价值表达和民主参与的渠道。回应问题的过程中，帕克找到了社会性质变化的动力机制，有一些概念，对于数字世界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譬如流动性和冲突，是帕克构建动态平衡的社会寻找的关键概念。流动性引发人的观念变革，是实用主义赋予理性人的一种解释模式，这一命题使个体能够挣脱人际传播的传统束缚，通向更广阔的大众传播空间；冲突加速社会的重新整合，自由流动的个体凭借冲突形成群体意识，并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形成自我观念，由此稳定社会区位和功能，一个关系稳定的密切交流的人际传播世界方可形成，最终促成群体文化的结晶。数字世界中，流动性和冲突两个概念依然是研究传播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

 

（二）社会流动性

 

数字世界是充满流动性的世界，因此数字世界的社会关系变化特别需要注意流动性。从齐美尔到帕克，皆为社会学注入了“流动性”概念，这一概念又在网络社会学再次焕发活力。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被反复分析，突破了帕克的“地域空间”（space of places），成为人们交流情感、互助合作、寻求归属感、建构意义的平台。当帕克寻求良好社会秩序时，他将空间临近的人际传播和非空间临近的大众传播视为一种彼此互补的社会关系，“交流依赖于区位和功能的稳定”，空间临近的人际传播是理想公共生活构建过程必不可少的一环。显然，数字媒介技术恰恰突破了地域空间的临近关系，呈现出数字空间的“临近关系”，为帕克的四种传播带来了新的维度，所以，理想社会秩序需要的传播类型，同样也会发生变化。源于地域空间限制，城市中凭借流动性促成的“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及其带来的问题，在数字世界中就不再突出，因为流动性造成的原子化个体可以超越空间局限，在“流动空间”中重新组成网络亲密关系社群，这是帕克的“地域空间”不曾发生的现象。传统工业社会的流动性创造的个体主义世界，是冷漠的、理性计算的社会关系世界，在数字世界，“流动空间”造就的却是“网络化个人主义”，既不同于非个人的次级关系世界，也不同于个人的初级关系世界，而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呈现，个人不再嵌入群体之中，而是处于社会网络之中，空间组织原则从“临近性”转变为“功能性”。如此，传统邻里社区逐渐让位于数字世界的虚拟社区，这种虚拟社区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区位和功能并创造出帕克所说的密切的人际传播？它关系到特定群体文化的形成，是社会稳固的基础。在帕克那里，流动性、变化是形成个体化、自由和理性的社会情境，数字世界的流动性带来的“网络化个人主义”究竟是让人们从群体中解放并且获得理性，还是让人们受制于群体的封闭性从而变得非理性？如何基于芝加哥学派实用主义的观念理解数字世界的流动性与人的自由理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帕克和后来网络社会学的碰撞中，或许可以带来新的理解。

 

（三）社会冲突

 

“流动空间”作为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既是资本积累的方式，又是社会排斥的机制，生产出新的社会冲突。因为超越了“地域空间”限制，又因为“流动空间”效应，不同地域价值观的人们在数字世界很容易“面对面”遭遇，数字世界是时刻冲突的世界，帕克把冲突视为原子化个体重新集合为群体从而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数字世界的冲突，究竟如何塑造网络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角色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冲突，是否成为各种网络亲密关系社群形成和维系的力量？是否成为网络世界人们发现自我意识并继而获得理性的过程？数字世界的群体冲突发挥着何种社会区隔和整合功能？各种网络社群如何赋予个体以地位和角色从而形成社会区位和功能稳定的关系？这些问题其实都与帕克符号互动论曾经思考的命题密切相关。